正确理解圣统制和民主办教的关系问题是我们中国教会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任务。这两者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制约或影响到中国教会的发展。圣统制和民主办教的关系问题并非中国教会所独有，普世教会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从教会历史上看，这两者的关系问题陪伴着教会的发展一路走来，是有其演变的过程。对于中国天主教如何解决好民主办教和圣统制的关系，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有助于解决好我们中国教会内部的关系，这个关系现在也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状态。第二个意义，有助于解决好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关系，这同样制约着中国教会的发展。大家知道，圣统制随着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就开始且随着教会历史的发展而一步步走到今天。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圣统制和民主办教并不是我们信仰的真理，只是我们达到信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种阶梯和一种工具。教会初期，组织结构是非常简单的，只有少数几位被耶稣召为门徒，后来随着教会的发展，开始在教友中选举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教会的执事或长老，这就是圣统制的开始。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任时曾谈到圣统制的起源，他说，教会初期以四大支柱支撑并避免教会的分裂，它们也是大公合一的支柱，第一个支柱是要以忠实的态度聆听福音的训诲，并在这个训诲中找到信仰的准则；第二个支柱是团体生活，即今天所说的友爱共融；第三个支柱是颁饼，即举行弥撒圣事；第四个支柱是祈祷。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圣统制在里面的位置。所以说，圣统制是后来随着教会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它的产生到后来的发展，应该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烙印。圣统制里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神品圣事，圣统制词源自希腊语ordo，原指古罗马帝国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制度，处身于罗马帝国的初期教会在组织上继承了这种等级性的体制，形成了一种等级性的团体。它里面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美国主教团原主席奎因枢机在《论教宗制度改革》一书中讲到：“教会的很多组织结构实际上都是世俗政权的复制品，初期教会组织的形式就是仿照罗马帝国的元老院、拜占庭帝国的法庭和法国大法庭的模式建立的。所以当今天有人对我们说，教会的民主性有违教会的神圣性时，我们应当记住这一历史。”圣统制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既有从初级到后来发展壮大，后来到了政教合一的垄断，又到了衰败，最后到了改革。所以圣统制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圣统制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维护教会信仰，维持教会统一，面对各种异端邪说的挑战，面对各种世俗的冲击，为保持教会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的传统，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教会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但是毋庸讳言，它也出现了问题，走向了极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圣统制在走向极端之后必然会走向反面。例如，十一世纪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两次使基督的肢体被惨痛地撕裂，这里面就有圣统制的原因。后来从特利腾大公会议到梵一会议，圣统制同样与普世教会和世界的发展处在了不相适应的地方。随着梵二会议的召开，教会通过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提出教会是天主子民，是基督肢体，是圣神的“宫殿”新观念，终于使圣统制走出了一个误区，这个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具有改革创新意义的新观念，赋予了圣统制以全新的内涵，由过去“金字塔”式的纵向模式转变为以耶稣为中心“同心圆”横向模式使天主教在今天的社会能够适应社会、融人文化、为教会后来在各地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其实圣统制和民主办教都是帮助我们实现信仰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二者并不是对立的，不相融的，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教会的发展中这两者是相互弥补，相辅相成的。圣统制可以保证教会的统一，民主办教可以使教会充满活力，能够使广大的神长教友真正成为教会的主人。处理好“圣统制”与“民主办教”的关系，对于我们中国教会当今意义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国教会内部关系，处理好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这两者关系恰恰是制约中国教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好圣统制与民主办教的关系，首先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圣统制，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说过，信仰与理性是飞向乐观真理的两个翅膀，现在我们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特别是与欧美教会相比，我们信仰非常虔诚，但缺少一份理性，而欧美教会更多的是理性，它们缺少的是一种信仰热情。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信仰发展的一种正确的途径。今年是奉献生活年，方济各教宗发表了牧函，题目是“你们要唤醒世界”。他在牧函中讲到，绝对的权威就是福音，其它任何规则都只是福音表达的工具。我们要将福音作为我们每人生活被召叫“指南”。他深刻指出了福音在我们信仰当中的地位。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10年，在访问英国的时候说：“一个教会如果以寻求增加自己权利为首要职务，那么这个教会就走错路了，教会不是为了自已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利而工作。教会的服务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强大，而是为了能够宣扬救主耶稣基督，宣扬他的爱的真理和救赎的力量。正如圣若望所说，要以耶稣为优先而不是以自己为优先。”这就是我们的普世教会，特别是教会高层对教会客观理性的认知。梵二会议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梵二会议《教会牧职宪章》谈到：“虽然由于基督意愿，某些人被立为他人的导师，分施奥迹和人类的管理者。可是论地位、论每位基督徒共有的建立基督奥体的使命，在众人内仍然存在着真正的平等。”在《牧职宪章》里还这样讲：“善牧职务就是对羊群日夜不断的关怀，全盘地委托给了主教。他不是罗马教宗的代理人，因为他享有基本的权柄。真正实实地是属于他的民众的主管人。因此主教的权利并不为最高的普遍权力所抵消，反而受到承认、鼓励和保护……”这就是梵二文献对主教职权和教廷关系的一种表述。1870年后梵一会议制定了两个重要的教会训导：教宗首席权和教宗永无谬误论，使圣统权威达到了一个顶峰，但不久，1879年，教宗良十三世发表了《永恒之父》通谕，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之后1895年英国真福若望?纽曼枢机也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样谈到，教友的意愿才是不能错的教会的声音，教会的精神与力量凝聚于广大的教友之中。已故耶稣会士杜勒斯枢机，根据梵二会议的精神呼吁，给予地方教会以实质性的权利，确认每一位主教都是普世教会最高领导层的成员，他提出了教廷改革的五项建议：第一，要以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方式选拔和任命主教；第二，世界主教会议要制度化，要给予实质意义的决策权；第三，要明确梵二会议所界定的地方主教团的权利；第四，罗马教廷要国际化；第五，要重新审视教宗作为全球首席主教的训导权，以期达到全体主教的共识和一致。时至今日，这五项建议仍然成为普世教会对教会制度改革的热议问题。所以，普世教会对圣统制有着客观理性的认知，也将帮助普世教会与时俱进地发展。

我们中国教会现在面临着一个好的发展时期，如何抓住好这个时期，把中国教会办好，为普世教会的发展作贡献，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2013年3月方济各教宗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说：“真正的权利是服务，对于教宗也是如此。履行权利必须始终围绕他在十字架上彰显出光辉巅峰的服务。”方济各教宗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还谈到：“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构成了教会，主耶稣建立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基于血统而是基于信德的子民。主耶稣为西满起名伯多禄，即刻法，意为磐石，并不是在于他的个人才干和人性功劳，而是出于他那由主而来的信德，如果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找到一种称不上完美但却是真诚的信德，他也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视为教会的基石，并以我们来建设他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众人。”所以，我们中国教会应更多地了解普世教会的发展，了解普世教会对圣统制的认知，从而有助于我们走出一些误区和困境，从而为中国教会的发展铺平道路

                                                                文章摘自《神学研究》2015年第二期（总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