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宗教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宗教影响广泛深远的国家。宗教问题是否能得到妥善处理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同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宗教事务及其管理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紧密联系,宗教地域分布差异明显等。
天主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正式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元朝,因其主要在宫廷上层传播,后随元朝灭亡而中断。16世纪,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再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有成就的传教士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朝廷和社会名流,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史进入中国的大门。至清康熙年间,由于罗马教廷挑起“礼仪之争”,不准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并不许当时中国各地天主教堂悬挂仿制康熙皇帝赐给汤若望的「敬天」大匾。因而遭康熙皇帝禁教,天主教再陷低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若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背道而驰,那么它在中国的传播必定会遭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将导致其在华自由传播权的彻底丧失。历史的启示也许是天主教的中国化应该做到化而不消才可能赢得双赢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不仅是国家的宗教政策,也是中国天主教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做到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适应当前社会以及融入传统文化。那么何为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首先就是要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我们从事宗教活动,就是要服从国家的利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提炼和继承,《圣经》中的伦理教导也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吻合。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则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人”,这是人际关系的阐释;又如,孔子说:“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耶稣则说:“这些(善)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又是对个人行善的提醒。由此可见,基督宗教所提倡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上帝面前的平等观、感恩节俭的生活观等,都可以汇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洪流之中,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源,推动并引导每一位基督宗徒正信正行。
当人心变得麻木不仁,人际关系变得冷漠无比时,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会随之变得惨不忍睹。人人都因自私自利而都在关注老人扶与不扶时,说明这个社会是极度地需要“爱心和奉献”的精神。基督宗教是宣讲“爱”的信仰,同时一直以来也都非常注重社会的慈善事业,资助办学、创办医院、服务人群、奉献爱心,这些是基督传教士们在中国最先所开展的主要工作。只有“爱心和奉献”才能真正体现基督宗教信仰的价值,才能与我们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庚子鼠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肆虐着华夏大地,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场抗疫战争中,天主教界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所有教堂实施“双暂停一延迟”,全面停止开放一切聚会活动;积极部署防控工作,定期对场所进行消毒,有针对性地做好信教群众的解释工作,普陀区怒江路圣母圣心堂利用微信群给教友们每日发送疫情报道,引导教友们用理性和积极健康的思想面对疫情;同时,响应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的号召,秉承爱国爱教的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向红十字会捐款、加入志愿者等,为抗疫大战献上绵薄之力,与祖国一同守护这片荆楚大地。
人生需要信仰的驱动,社会需要共识来引领,道德需要价值的导航。中国正走向伟大复兴的路上,身为基督宗徒的我们对践行“爱国爱教、两个责任”责无旁贷。(普陀区天主教爱国会姚淑雯)